4万青年知识分子，为何奔赴延安？

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两张1943年七贤庄一号院和七号院的房捐收据吸引了很多参观者的目光。

“房捐也就是房地产税，新中国成立前，房屋所有人在出租房屋时必须按房租的一定比率向市政处缴纳房捐。”文物捐赠者、西安市红色文物收藏家雷晴波先生说。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租用了陕西革命家成柏仁位于西七路的七贤庄，设立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今年88岁的雷晴波老人捐赠的收据，正是那段历史的见证。

建于西安明城墙内的七贤庄，唐时属东宫外永昌坊。民国初年，这里曾是一片荒芜，杂草丛生，后被银行资本家用于房地产开发。1936年，十座由西向东、南北走向的工字形庭院建筑群在这里落成。借《晋书》中的“竹林七贤”而得名，由当时的文化名人成柏仁题书“七贤庄”镶嵌于庄首。

站在“八办”纪念馆外，门边悬挂着的每一块牌匾，都被岁月刻下了斑驳的痕迹。其中有一块青铜色的匾额，上书“冯海伯诊所”几个大字。

1935年，红军一方面军到达陕北，频繁而激烈的战斗、恶劣的生存环境，让许多士兵饱受伤病折磨。为解决医药用品和医疗器械不足的问题，周恩来授意中共驻东北军党代表刘鼎，以200块银元的押金租下了七贤庄一号院，建起了由德国牙医冯海伯经营的牙科诊所，其真实用途，是为延安采买、转运医疗器械和通信器材的一座秘密交通站。

“七七事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在七贤庄一号院的门口，正式挂上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牌子，随后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至此，“八办”成为我党我军设立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公开的办事机构，也成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实堡垒，以及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哨。

“当时很多进步青年通过‘八办’前往延安。”雷晴波老人说。著名外交家黄华则是最先奔赴延安的青年之一。1936年6月，黄华在燕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和领导人之一。入党后，他立即萌生了去陕北参加红军的念头。恰好这时，燕京大学的讲师埃德加·斯诺邀请他同行去陕北采访、当翻译，黄华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1936年6月，从北京赶到西安后，黄华在刘鼎的协助下经过两天的路程，换上东北军制服，突破种种盘查，赶到延安与斯诺重逢。

斯诺的这次延安之行最大的成果，就是写出了震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辉煌历程和毛泽东同志的传奇经历。这本书其中就有黄华的功劳，特别是后来随斯诺到前线去采访，黄华每天把斯诺的英文初稿翻译成中文，请信使带回延安请毛泽东同志过目。但是因为当时黄华到了苏区后即下决心不再离去，于是他叮嘱斯诺写文章、写书都不要用他的名字和照片，所以斯诺的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再版时才提到黄华的参与。

走进七贤庄七号院，东边和南边的屋子分别为男女生宿舍，宿舍里大通铺上铺着白色的床单，一排能睡六七个人。雷晴波老人捐赠的七号院房捐收据正挂在宿舍门口。房捐收据大约有便签纸的两倍大小，纸张已经发黄。在“房主姓名”一栏里，写着“八路军”三个字。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克服种种艰难险阻，来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要求奔赴延安。为了更好地完成青年们的接待和分配任务，1938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租用七贤庄的七号院，组织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安吴青训班等学校成立“联合招生委员会”，为中国共产党输送“新鲜血液”。

20世纪40年代初的延安，是抗日干部培训学校集中的地方，有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央党校、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经常有学员毕业，调到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去战斗。敌后的干部，也不断调回这里学习。

抗战时期，这些奔赴延安的青年成为一道独特风景线。诗人何其芳描述：“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

据任弼时1943年12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是什么吸引这么多人义无反顾地奔赴延安？

摄影家吴印咸的答案是：“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丁玲的答案是“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

延安革命纪念馆原馆长张建儒说，青年知识分子在延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洗礼，有的奔赴抗日前线奋勇杀敌，有的以笔为枪，创作出无数鼓舞人心的文学艺术作品。他们心怀理想，为全民族抗战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