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关系，比较通行的提法是“他支持和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样的表述也常见于党的一些文件之中。我认为，这种表述值得商榷。“支持”和“领导”是两个概念，对同一个人而言是不能并用在一件事情上的；并用了就等于说是邓小平支持了由邓小平领导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自己支持自己，这是说不通的。
从我们这些年收集的邓小平生平活动资料看，我认为，关于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关系，似乎可以作这样的表述：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由胡耀邦同志组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因势利导，发动和领导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
这里的关键在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谁发动的？有些同志提出：邓小平本人多次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他事先并不知道，也没有看过，是有了争论以后才看的。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大讨论是他发动的呢？
这就有了怎样看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关系问题。
毫无疑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源头和导火线，没有那篇文章就不会有后来的大讨论。但是，仅靠发表那篇文章是不会自然形成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的。文章的作者和组织者事先并没有设计甚至也没有想到文章的发表会引发出一场大讨论。之所以能够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全国范围的大讨论并发展成思想解放运动，从根本上讲，是邓小平发动领导的。而当时，也只有邓小平能够发动和领导这场大讨论。这样说，丝毫也不会影响或降低胡耀邦同志所起的伟大作用。
对这个观点，我谈三点意见：
第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发表，是邓小平领导进行拨乱反正的产物。文章的核心内容，即倡导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反对“两个凡是”，这个观点是邓小平首先提出并阐发的。
1978年初，之所以会出现一批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文章，是邓小平复出后领导进行拨乱反正，在实际中逐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做法，营造了一种思想解放的社会氛围的结果。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工作，自告奋勇抓科技教育，以此为突破口进行拨乱反正，开始逐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如他决策恢复高考，提倡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推翻了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平反冤假错案，等等。拨乱反正的实际进程很快，必然要求理论上对这些新实践、新事物、新现象作出解释并提供依据。所以那时候出现了一批正本清源的理论文章，包括邓小平亲自抓的推翻“两个估计”的文章，关于按劳分配的文章，以及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等等。这些文章都对各个领域里的拨乱反正给予理论支持，产生了很多反响。胡耀邦同志的重要贡献是，他组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抓住了当时拨乱反正的总问题、总根子，从基本理论上讲清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这篇文章所要阐述的基本观点是，“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应该按照实践的标准，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是这篇文章的要害，也是它能够引起一场大讨论的根源。显然，这个观点的发明权并不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和组织者的，是邓小平首先提出、阐发并且是在党内和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我曾经访问过文章的原作者胡福明同志，他很明确地说，他就是听到邓小平关于“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后才萌发了在理论上进一步阐述这个观点的想法的。这说明，尽管邓小平并不知道这篇文章的来历，一开始也没有看过这篇文章，但实际上，他就是这篇文章的原创。对此，他曾这样解释过。1982年，他陪同金日成去四川时说：“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就是说，邓小平自己也认为他是这场大讨论的发动者。
第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党内对“两个凡是”的不同意见开始公开化。邓小平因势利导，果断发动了一场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相继转发，引起强烈反响。应该说，最先对文章作出反应的不是赞同而是责难，是来自中央高层和宣传部门负责人的批评意见，他们认为这篇文章的倾向是错误的，从根本点上动摇了“两个凡是”的根基，势必引起人们思想混乱，因此主张不要再扩散这篇文章的影响。但是，这种责难主要发生在宣传部门的领导层面，并没有扩散到社会上。因此，文章发表后的一段时间，一方面，文章的组织者们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全国有30多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直到7月中旬，并没有出现大讨论的迹象。
邓小平的介入使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邓小平是在听到来自领导层的批评意见后开始注意这篇文章的。很快，他就旗帜鲜明地给予强有力的支持。5月30日，他说，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肯定了文章的观点，并号召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思想来个大解放。”这个讲话见报后，帮助很多人认识了“两个凡是”的错误。
真正意义上大讨论是7月下旬策动的，标志是邓小平的两次重要谈话。6月2日邓小平公开支持《光明日报》文章之后，党内和社会上批评“两个凡是”呼声渐高，但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依然利用各种场合压制群众的积极性。局面一时混沌不清。关键时刻，邓小平采取了果断措施。7月21日，他与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谈话，提出严肃批评，明确要求，“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了。”7月22日，邓小平又约见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明确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邓小平并不分管理论宣传工作。他下决心直接找对真理标准问题持不同意见的两个重要当事人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分别谈话，一个批评，一个表扬、鼓励，意图很明显，就是要表明他的态度，要发动一场大讨论。
实际上，真正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就是在7月中下旬开始的。特别是7月17日至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组织的来自全国的160多人的大讨论，可以看作讨论由自发到有组织，由局部推向全国的开始。这次讨论活动应该是得到邓小平支持的。因为当时邓小平身边的写作班子成员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等都是社科院的主要负责人。
第三，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以思想解放为先导，从解决思想路线入手，进而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大讨论主题的转变与深化，完全是邓小平一手推动的。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分为几个阶段。各个阶段的主题是不同的。
1978年7月到9月，主要是理论问题的讨论，讨论的主题是邓小平早就提出的反对“两个凡是”，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个阶段的讨论虽然也涉及到拨乱反正的一些具体问题，但总的说来，讨论还仅限于思想路线方面。
到了9月，邓小平开始把讨论引向政治路线方面。
9月13日到20日，邓小平在访问朝鲜回国后，马不停蹄地视察了东北三省和河北唐山、天津等地。一路上，他“到处点火”，道出了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目的。这里，我引几段他在长春的谈话。
9月16日，听取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的汇报后，邓小平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是毛主席经常讲的。毛主席总是提倡要开动脑筋，开动机器。林彪、‘四人帮’把我们的思想搞僵化了。思想僵化，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
“总之，实事求是，开动脑筋，要来一个革命。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生产力总是需要发展的。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他还说，批判“四人帮”也不能没完没了，要尽快把注意力放到四个现代化上。这是最大的政治。
你看，从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强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改革经济体制。邓小平一下子把发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实质谈清楚了。
我访问过王恩茂同志，他说，听了小平同志的谈话，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不要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北方谈话”的内容流传开来，在党内上层引起强烈反响。10月至11月，有18个省委第一书记发表文章参加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被提出来了。
12月2日，邓小平再次作出举动。他约见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问题。他明确指出，根据中央工作会议上出现的新问题，讲话稿的主要内容要转到反映真理标准问题、发扬民主问题、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问题和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上。他亲笔拟出讲话提纲，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理论的重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争论的必要。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全党全民动脑筋。”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把解放思想提到了特别重要地位。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这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
从1979年下半年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进入第三阶段，即“补课”阶段。这也是邓小平发动的。1979年夏天，邓小平视察安徽、上海、山东、天津等地，号召进行“补课”。这个阶段一直到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这个阶段的主题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科学评价毛泽东。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更换中央领导层为标志，历时4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圆满结束。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基本完成。
从支持胡耀邦组织的文章，到不失时机地发动全党全国范围的大讨论；从端正思想路线，批评“两个凡是”到倡导思想解放，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再到实行全面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科学评价毛泽东，邓小平发动和领导的这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真是运筹帷幄、大气磅礴、高屋建瓴、精彩纷呈。可以说，这是邓小平自领导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以后，指挥的最漂亮的一个战役。这场战役下来，邓小平领导我们党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他也因此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而领导大讨论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胡耀邦，也因其卓越贡献走上了党中央领导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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